• 原创

    老是很嘲讽。

    龚照瑷一边指示看管好孙中山,派了一中一外两位随员24小时监视,甚至连窗户都用木条钉好,水泼不进;一面拨出7000英镑,租了格莱(Glen)公司一艘2000吨的轮船,定制了一个大木箱,一俟总署复电,就立刻把孙中山装到箱子里运出英国。他们作事很细心,特意选择了一条外籍轮船,而不是不列颠籍船只,这样即便事后英国人觉察到,也无法在苏伊士河予以拦截。
    要说这计划还是相当有魄力的,整个新增电缆的长度高达2237海里。这两条线如果建成了,就等于把中国纳入了世界电报网络,免去长途书信往来之苦。客观上是好事——但其主使者的用意不言自明。
    康有为作为维新首脑,是慈禧太后点名要抓的重要人物。步兵统领衙门在政变后第一时间包围了他在宣武门外的南海会所,结果只在厕所里搜出了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崇礼又派人去捉梁启超,结果梁启超也在伊藤博文的庇护下躲进了日本使馆。最后只抓获了谭嗣同、林旭等六人。
    盛宣怀,字杏荪、幼勖,1844年11月4日出生于江苏常州府武进县龙溪,是家中长子。他的祖父盛隆举人出身,当过浙江海宁州知州;父亲盛康是进士出身,曾经做到湖北盐法武昌道,跟当时的天下第一抚臣、北洋领袖李鸿章私交很好。
    而到了1883年,中法战争在越南开战,此战中,已经架设好的电报线路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军令通过电报得以迅速坚决地贯彻,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战局。特别是老将冯子材在镇南关取得大捷的电报一两天内就从越南递到了北京城,给渴盼胜利消息的中央政府带来了很大惊喜,充分体会到了电报的迅捷优点——尤其是电报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好处。要知道,当时欧洲各国都对这场战争严守中立,如果被大北公司或大东公司控制了旱线,中国政府可能就会因这些电报线的“中立”而贻误战机。
    湖南大败,让护法军政府乱成一团,求和的求和,内讧的内讧。假如这时候吴佩孚继续南下,北洋军就会占尽优势。正当全国的目光都盯着湖南的时候,吴佩孚突然不打了,把第三师摆在衡阳开始冬眠。
    自此兵衅已启,本非衅自我开,且中国既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与各国开衅?此意当未各国所深谅。
    丁日昌为人正派,作风强硬,理所当然地招致了其他颟顸官员的排斥。那些官员面上不敢说什么,私下里都骂他是“丁鬼奴”。这个外号是有原因的,因为丁除了会内治以外,还熟悉洋务,跟江南造船厂等洋务企业渊源颇深,经常跟洋人打交道。恭亲王奕䜣就因为支持洋务,被人骂成是鬼子六,这次丁日昌更惨,连鬼子都算不上,只是一个鬼奴。
    这一番言辞入情入理,说动了柯尔。第二天,10月16日,柯尔趁送煤的时候,在煤篓里留了一张字条,孙中山就在纸条上写下自己的处境,连同身上唯一的二十英镑交给柯尔。
    但这些都不是白给的,盛宣怀要求他们在合同里写清楚:沿途诸口岸都不得分设线端。盛宣怀还悄悄在合同里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加了一个条款,言明这个项目如涉争议,不允许援引丹麦的先例。刚柔并济之下,大东公司终于接受了中方的条件,高高兴兴去筹款订货,把大北公司抛去了脑后。
    儿子结识马伯庸,是拜上天所赐。互联网让这一代年轻人早早插上了翅膀,儿子虽居中原郑州,却与千里之外的一群朋友结为知己。远在北京的马伯庸,两次来郑州相聚,我们夫妇参加年轻人的欢谈,总被青春的智慧久久滋润。
    盛宣怀早对此洞若观火,他也不急,谈判桌上笑眯眯地说道:“既然贵公司如此有诚意,那吴淞口的旱线就按你们的意思,拆了吧。”恒宁生一喜,以为鱼上钩了,没料到盛宣怀还有后话:“……至于厦门旱线嘛,却不太好办呐,咱们得仔细商议商议……”
    依着杨儒本来的性子,怎么也要跟国务卿吵上一吵,可这件事上清政府确实理亏。杨儒没办法,只好雇佣私家侦探对孙中山如影相随,密切关注他的行踪。孙中山在美国停留的时间并不长,他打算借这次机会去各国考察一番,第一站就定在了大西洋彼岸的英国伦敦,因为他在香港时候的老师康德黎此时恰好住在伦敦,可以顺道去拜访一下。
    左、胡两人得知此消息后,憾恨不已。但即便位高如左宗棠、老练如胡雪岩这个时候也没有意识到,盛宣怀入主电报局以后,将会给他们造成多么沉痛的打击。
    经过反复谈判磋商,大北公司终于答应卖给胡雪岩一批电线和器材,但又拖了整整一个月才姗姗运到。心急火燎的胡雪岩立刻安排开始安装,但工程开始没多久,胡雪岩就发现这批器材的质量根本不过关,工程被迫立刻停工。
    这位惠斯通先生是个天纵奇才。受家庭影响,他自幼就在艺术方面表现出了优异的特长,8岁就通晓诸种乐器,15岁就能翻译法国诗作,并且自己谱写歌曲。正当所有人都以为他会走上艺术家道路的时候,他却突然转换了兴趣,投身到科学研究中来。据说这是因为他厌倦了物体的外在表现形式,想要去探究其内在的运作规律。惠斯通一生研究领域广涉声、光、电等学科,发明了万声筒、分光镜、变阻器等等,还开创了测量电流速度试验之先河。甚至大名鼎鼎的欧姆定律,也是经他之手来在英国推广开来的,可称得上是一位科学多面手。我们如今所熟知的惠斯通电桥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不过这个装置是英国的克里斯蒂教授在1833发明的,惠斯通第一个用它来测量电阻,因此而得名。

    胡雪岩与左宗棠往来磋商,与各地分号联系收购事宜,在在都需通过方便快捷的电报。利用对电报的监控,胡雪岩买进卖出的情况被控制了电报网络的盛宣怀完全一手掌握。他频频发出电报,指挥属下对胡雪岩的蚕丝生意进行狙击,并利用私人关系致电各外国商行,请他们暂时不要购买胡雪岩的蚕丝。这些外国商行平素一贯是在胡雪岩的强势面前吃瘪的,这个时候当然热烈响应。这样一来,胡雪岩的大笔流动资金就积压在蚕丝上,再加上还要支持前线战事,财政状况顿时变得捉襟见肘起来。
    饶汉祥的风格与黎元洪非常搭调。他最喜欢读《出师表》,所以文风总带点诸葛亮式的悲壮慷慨,与黎在民国的心境十分相似。黎元洪这一辈子先被袁世凯欺负,又被段祺瑞和徐树铮欺负,被张勋利用,又被曹锟和吴佩孚耍,心有不甘也无可奈何,可以说是一肚子苦水。
    他为了寻求更好的技术与资金支持,曾在1844年向英国海军建议使用电报。然而英国海军拒绝使用惠斯通电报,他们对五针电报机的缺陷知之甚详,不放心把大英帝国的骄傲交到这么一个小玩艺儿手里。可惜的是,英国海军敏锐地洞悉到它的缺点,却无从觉察其中蕴藏的巨大潜力,结果他们仅仅只是生硬地给惠斯通回复说:“除了现有通信系统以外,我们不打算使用任何电报。”
    盛宣怀心中冷笑,这恒宁生也忒天真,只要线路在我手里,想干吗还不是我一句话的事。他让恒宁生拟一个纸面上的方案出来。恒宁生不知是计,几天就呈递了一份合约草案,其中有两条核心条款。第一条:“厦门旱线,由大北公司出资拆除;吴淞旱线由电报局用白银3000两赎回。”——这条吴淞旱线,就是丹麦人偷偷架设、险些气死沈秉成的那条非法线路。
    关于飞鹰号为何突然停止追击,历来众说纷纭。有说飞鹰号确实因煤尽而被迫返航;有说追击途中飞鹰号锅炉发生了爆炸;比较传奇的一种说法认为,刘冠雄是有意为之,因为刘冠雄是北洋水师学堂毕业,流学去过欧洲,思想上很先进,十分支持维新变法,想故意放过康有为。
    自从有了电报这个新通讯工具之后,清政府在考评官员时多了几条关于电报的标准。一是要对密码本进行严格保密,不得假手旁人;二是有密电来时,一定要及时译白执行,不得延误,还详细规定了泄密扣薪俸多少,延误时日要扣除薪俸。李希杰第一条执行得很好,第二条可就麻烦大了。何况这封电文是慈禧太后亲自下令的,他这个失误跟抗旨这等大罪也差不多了。
    世人皆知,洋务运动在清朝中央的倡导者是恭亲王奕䜣,而在地方官员的代表人物则是李鸿章。也正因此,行六的奕䜣被保守派骂作“鬼子六”,而行二的李鸿章,则被讥讽为“李二先生是汉奸”。不管是汉奸也罢,还是洋务领袖也罢,也不管是出自公心还是私意,李鸿章在发展“洋务”方面,的确还是不遗余力的。
    在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驻日公使汪凤藻为了汇报他和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的会谈情况,用密码电报向国内总理衙门拍发了一份长篇电报,其中包含了陆奥宗光给中国政府的绝交书函件全文。孰不知他已经中了日本外务省的圈套。
    1920年,孙中山看到旧桂系在广东已经搞得天怒人怨,于是电令陈炯明,要他以“破釜沉舟”的气势进攻,消灭盘踞在广东的桂系军阀莫荣新、陈炳昆、马济等人。
    大北公司这才明白,这位郑观应就算不是关羽关老爷,也是关胜关小爷,在他面前耍大刀是讨不了好的。从此他们不敢造次,津沪线修得异常顺利。整条线路1881年4月动工,天津、上海两头并起,到了12月24日就连通了,还没一年功夫。津沪线全长3075华里,立了2000多根电报杆,一共花掉银子17万两——清廷当时的预算是19万两,有了郑观应盯着,费用不超反省,实在是晚清时代的一大奇迹。要知道,三年以后清廷从天津修到旅顺,电报线全长才1235里,就花了10万两。
    1913年湖北都督府改组,饶汉祥从内务司长升到了民政长,在就职布告里说“汉祥,法人也。”他想说他奉行的是法家思想,可惜省字省错了地方,变成了法国人,被传为笑谈。后来章太炎特意拿他“储贰”那件事和这事儿作了一副对子:“黎元洪篡克定位,饶汉祥是巴黎人。”
    当风声初起之时,各国请调洋兵到京,保护使馆,朝廷以时势颇迫,慨然破格许之,各国通计到京洋兵不下五百,此中国慎重邦交之明证也。各国在京使馆,平日与地方官尚属无怨无德。而自洋兵入城之后,未能专事护馆,或有时上城放枪,或有时四出巡街,以至屡有放枪伤人之事。甚或任意游行,几欲阑入东华门,被阻始止。于是兵民交愤,异口同声。匪徒乘隙横行,烧杀教民,肆无忌惮。各国遂添调洋兵,中途为乱党所杀,迄未能前,盖此时直东两省之乱党,已熔成一片,不可开交矣。朝廷非不欲将此种乱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间,操之太促,深恐各国使馆保护不及,激成大祸;亦恐直东两省同时举事,两省教士教民,便无遗类,所以不能不踌躇审顾以此。尔时不得已乃有令各使臣暂避至津之事。正在彼此商议间,突有德使克林德晨赴总署,途中被乱民伤害之案。德使盖先日函约赴署,盖署因中途扰乱,未克如期候晤者也。自出此案,乱民益挟骑虎之势,并护送使臣赴津之举,亦不便轻率从事矣。惟有饬保护使馆使之兵,严益加严,以防仓卒。不料五月二十日,既有大沽海口洋员面见守台提督罗荣光,索让炮艇之事。谓如不允,便当明日两点钟用力占据。罗荣光职守所在,岂肯允让?乃次日果先开炮击台,相持竟日,遂至不守。
    甚至为了抓料,他敢带着自己的夫人汤修慧去逛八大胡同的窑子。汤修慧是江苏人,能跟窑子里的南班姑娘交谈,听她们诉苦。凭借这个情报渠道,邵飘萍从曹锟的亲信李存青那里挖出了曹锟贿选大总统的重大新闻,在《京报》上以头版登出。曹锟大怒,下令查封《京报》,通缉邵飘萍。后来《京报》复开,邵飘萍在北京闲不住,一人一车单枪匹马去了山西给阎锡山作专访——要知道,那会儿兵荒马乱,可不像现在有石太高速公路。
    10月19日,康德黎雇了思德兰公司的密探,并通知了附近的警察,把中国使馆严密监视起来,并人手一份孙中山西装短发照片。到了第二天,总理衙门的电报才算是发到伦敦,指示英国公使不惜一切代价把孙中山送回国内。龚照瑷气得把电报撕的粉碎,大骂国内颟顸官僚——这时候外面众目睽睽,甚至还有激进人士打算借助隔壁的房子爬到使馆三楼,撬开木板,救出孙中山。他已经错过良机,没办法把这位囚犯平安地送到船上了。
    段之所以用这种口气,是因为吴佩孚当年在保定参谋学堂学过测绘,当时段是学堂总办,两个人也算是有师生之谊。
    现在我知道了,电报最大的特点,就是惜墨如金。电文和其他文体截然不同,讲究言简意赅,能一个字说清楚的绝不用两个字。没办法,贵啊。一直到电报行将消亡的时候,它的费用在邮政手段里还是属于比较高昂的。
    此役丧权辱国,颟顸之至。不过电报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倒是发挥得淋漓尽致,让清政府尝到了远程遥控的甜头,认识到了电报的重要性。于是从光绪十年开始,在军机处建立电报档案,光绪帝亲自下旨将电报视作公文来对待。同僚之间的电文往来,被称为“电牍”,给皇帝的电报奏折则称为“电奏”。
    “铜线之害不可枚举,臣仅就其最大者言之。夫华洋风俗不同,天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稣,不知有祖先,故凡入其教者,必先自毁其家木主。中国视死如生,千万年未之有改,而体魄所藏为尤重。电线之设,深入海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不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籍使中国之民肯不顾祖宗丘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遵君亲上乎?”
    当然,也并非一味为了省钱而尽量减字。中法战争在台湾打的最激烈的时候,张之洞一日之内三电李鸿章,每封都在数百字,详述战况,以免贻误战机。
    不过他对付洋人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巴夏礼都被气得吐血,你雷诺算哪根葱?

    为什么要说“又”呢?因为在他之前,一代名臣沈葆桢曾经申请在台湾设立电报局,李鸿章和奕䜣也十分赞同。本来两宫太后也都点头了,但因为朝廷里的顽固派反对,最后终于未能成事。反对派里最强硬的一个人是工科给事中陈彝,他写的奏折拿现在的眼光来看特别可爱,不妨录上一段如下:

    雷诺是个洋人,不曾想到为自己算上一命。他不知道就在自己架线的同时,一位本来在南京“遇缺即补”的道员已经领了苏松太道的职衔,悄然赴沪了。而这一位道员,将会是他命中的一位大克星。

    关于飞鹰号为何突然停止追击,历来众说纷纭。有说飞鹰号确实因煤尽而被迫返航;有说追击途中飞鹰号锅炉发生了爆炸;比较传奇的一种说法认为,刘冠雄是有意为之,因为刘冠雄是北洋水师学堂毕业,流学去过欧洲,思想上很先进,十分支持维新变法,想故意放过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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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笙歌已沫
    放弃我们的怨恨和叹息,
    一粒

    我们不能全部看见。

    ご輸
    总在看不到听不到摸不到的时候最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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